盛玉雷

　　个人信息保护不能纯粹指望自律，而要通过具体而微的制度建设使之变成一项可以积极主张的权利

　　在当下中国，对个人信息的各种商业利用已远远走在了隐私保护前面。登录电商网站，推荐商品多是依据浏览痕迹；打开微博微信，广告投放定向植入；打开理财客户端，首页也因人而异……通过对浏览记录、点击频次的统计分析，从中挖掘出性别、职业、喜好、消费能力等信息，被不少企业视为理所当然的商机，然而在隐私保护方面鲜有人投入同等的关注，这无疑潜藏着巨大的风险。

　　大数据算法在商业应用中一骑绝尘，说明在个人和商家的博弈框架内无力解决好隐私保护问题。因为个人选择空间很小，你要么选择让渡自己的信息，要么远离其他人已经拥抱的便捷生活。只有公共管理部门介入，才能在某种程度上平衡这一对矛盾。近日，针对这一隐患，中央网信办、工信部、公安部和国家标准委等四部门联合启动隐私条款专项工作，首批将对微信、淘宝等10款网络产品和服务的隐私条款进行评审，力求提升网络运营商个人信息保护水平。公共监管深入微观层面，对个人信息保护而言是一个重要的拓展。

　　相比个人信息应用方面的大踏步前进，隐私保护目前只有一些抽象的法律原则性条款。在实际生活中，哪些信息采集是必要的，基本没有经过法律的审视，而取决于商家的需要。比如，注册一个APP，就需要提供手机、身份证等各种信息；办一张会员卡，生日、住址等都是必填项。当前的保护政策，未触及大数据产业发展的微观层面，无力扭转当前对个人信息的滥采滥用，导致个人隐私的边界不断后退。

　　事实上，在社会治理层面，隐私保护在价值排序中也处于比较低的优先级。比如，共享单车要求实名注册，从解决乱停乱放的角度看当然合理，但从隐私保护的角度看，等于是把所有责任都放在企业自律身上；行人乱穿马路的现象让很多城市管理者头疼，部分地方选择利用面部识别定位、将路人信息公布于大屏幕的方式来应对，效果固然有了，但显然是完全没考虑个人的隐私权，更遑论保护了。

　　隐私保护的粗放滞后，与我国大数据产业的蓬勃发展现状显然是不匹配的。目前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产生和积累数据体量最大、类型最丰富的国家之一，在智慧物流、移动支付等垂直领域全球领跑，如果任由信息流像脱缰野马一样，迟早会对公民个人生活产生破坏性影响。在这方面的社会治理水平，倘若跟不上商业开拓的步伐，时间一长就会造成四面漏风的状况，到时候想保护也得付出比现在大得多的努力和代价。

　　互联网生活早已成为公共生活一个庞大的子集，个人信息保护不能纯粹指望约定俗成的自律，而要通过具体而微的制度建设使之变成一项可以积极主张的权利。目前流行的“个人许可”监管模式，搜集者的责任仅限于征得所有人的同意，并告知用途，而许可者无法确认信息的最终流向，权利和责任是失衡的。此次四部门联合开展隐私条款专项工作的意义，不只是在具体政策层面上进一步明确对数据搜集使用者的监管，更重要是完善隐私保护的政策框架，在个人生活、商业利益、社会治理之间寻求可能的平衡。

　　大数据号称“网络时代的科学读心术”，它的价值就在于能把人的特征、行为、选择等信息化，反过来为人类生活提供某些便利。身处这样一个时代，生活中完全拒绝让渡任何个人信息，是很难想象的。我们能做的，是让这个信息交换过程变得更可控，造福社会而不是毁坏人们的生活场景。